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客家族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客家族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郑紫苑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统一和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础。因此，对于多种民族共存的当代中国而言，对国家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鲜明族群特征的汉族支系，不仅聚居于赣闽粤边区的客家大本营，还播迁于国内诸多省市区，以及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被认为是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又以其独特的族群特征为世人所瞩目。自清代以来，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的客家人在与土著的接触中渐渐发展出显著的族群意识。在宣扬族群认同的同时，他们又十分强调其中国性，宣称自己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后裔，保持着明确的中华民族认同，形成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高度统一，并通过以下多种路径不断铸牢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民族认同视域下的族群身份建构

　　自清代以来，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的客家人在与土著的磨擦与接触中渐渐发展出显著的族群意识。在20世纪以前，这种认同的刺激主要表现为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与冲突，以及因这类矛盾与冲突而来的周边人群对客家人的歧视甚至敌意。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刺激，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文字上的“冒犯”。正是由于受到这一系列的外在刺激，在客家籍的知识菁英的倡导下，客家人以追溯源流为旨归，以整理乡邦历史与文化为路径，开启了一条绵延不绝而又日新月异的认同之路。他们宣称自己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后裔，保持了纯正的汉人文化与传统，以此区别于周边族群。至此客家人的历史撰述慢慢也从抵御外部刺激，演变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过程。随着对自我的发现，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也慢慢得以强化。而“客家族群主义”在现代中国早期的兴起并非独立于国家概念的社会现象，而是深受“国家的肇建”所影响的，与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的。诚如程美宝等学者所说：罗香林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现代学术新潮流的影响下而从事民族学和客家研究的。由这一学术新潮流所引领的中国现代学术，有一个基本的关怀：即围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以整理、发掘和重新诠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资源。这种以中华民族为前提的民族主义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学术研究。如在客家研究的早前代表《客家源流考》中，罗香林就明确阐述了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强调对于客家的源流和组成的讨论要建立在对中华民族的构成及其有关的事变研究的基础上。而且在早期客家学者围绕着客家源流及客家历史文化的书写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外在的参照系统。这个参照系统即是周边人群的历史文化建构。他们的各种论说，一方面表明自己与周边广府人群与潮汕人群等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又从中华民族与周边人群的历史文化建构中“借入”了各种资源。这种建构方式一方面折射出客家族群文化建构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无疑也彰显了族群文化建构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辩证联系。

　　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客家文化是唐末以来由中原南迁汉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与赣闽粤边当地的土著文化经过长期融合，在与相邻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族群文化。其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畲瑶等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客家文化中既包含着独特的客家民居围屋、客家山歌、采茶戏等文化，更有大量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如祖宗崇拜、民间信仰、春节等节庆活动等等。这些文化体现客家人的品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而且这些客家文化随着客家族群的繁衍与迁徙不断传承，并成为客家族群强化族群与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如客家方言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徙而来，再加上其多居山区，与外界沟通较少，因此客家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语成分，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族群十分注重对自己语言的保护，从小就受到“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训导。发展到当代，客家族群更是借助于报刊、网络、微信等多种类型的现代化传媒不断传承与传播客家文化。而这种对文化的坚守与认同甚至随着客家人的迁居而四处播散，成为全球性的族群与中华民族认同基因。虽然客家人开枝散叶，分布广远，但他们不管移民何处，都能致力于传承客家方言、习俗，以维系客家特色与族群凝聚力而著名。海外客家人在强调客家族群性的同时，还不忘对其中国性的阐扬，更将这种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达成一致。虽然远隔重洋，在海外繁衍了十几二十代，生息二三百年，他们依然有很强的寻根意识，念念不忘祖国，无论是在迁徙之地还是重返中州，都有着一次又一次的隆重祭祖仪式，无论跋山还是涉水，都要重返客家原乡，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之根、文化之根。

　　三、社会网络的不断发展        

　　客家人的社会网络是保持和增进客家族群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基本途径。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族群最重视宗族文化与盛行祖先崇拜。到了晚清以后，客家族群的这种宗族观念进一步强化，甚至出现了一系列超越了血缘。这些晚清客家民间组织不仅出现了不少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革命会党，而且涌现了比宗族组织范围更广的地缘组织，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会馆。这些客家会馆由侨寓外乡特别是侨居海外的客家人所建，是客家人聚集与交流的重要场所。之后围绕着血缘、地缘、神缘、业缘等基本元素，客家人不断组织宗亲会、同乡会、同业行会等基本社会网络。如香港崇正总会自创立起就以联络海内外客属人士，考证客家源流，交换知识，振兴工商事业，兴学育才，使海内外客家人联成一贯系统，共谋公益，以天下为己任，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为根本宗旨，并努力践行。而后期兴起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更是成为联结海内外客家的盛会。大量客家社会网络团体的建立，不仅增进了各地客家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是增进海内外客家人形成族群与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由于客家族群具有“长期迁徙”“广为分布”和“强于凝聚”的历史经验与族群特性。客家族群就其所发展起来的诸多独特性来看，不仅迥异于汉民族的北方方言群，而且也有别于生活在其周围的赣方言群、闽方言群和粤方言群。而就其所表现出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亲缘性来看，其又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自清代以来，客家族群通过与国家及中华民族建构同步性的族群形象建构、对客家文化的自觉传承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交流网络等路径，不断铸牢了客家民众的族群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因此对客家族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展开研究可以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为研究其他民族和族群提供借鉴经验。

　　作者简介：

　　郑紫苑，河南省兰考县人，博士，赣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其中数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家族群经验研究”、教育部课题青年项目“革命情境中的客家文化研究（1929-1934）”及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红色基因传承研究”等多项课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央苏区戏剧中的实践》《龙川非遗》《赣南书香：赣南书院文辑》等著作，讲授了“客家族群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农村社会学”以及“个案社会工作”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