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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圳地处南海之滨，东临大亚湾，西抵珠江口，南接香港新界，有蜿蜒260公里的海岸线，扼珠江口要冲，自西汉始就是通往南海、印度洋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和驿站。历史上，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最早的客家人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翔实可证的资料，但大批量客家人进入深圳,则是在“迁界事件”发生之后的清康熙乾隆年间。
300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辛勤垦殖，开枝散叶。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重要的历史关头，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创造奇迹。从“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简史，从中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折射出深圳客家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独特贡献。
复界垦殖：客家人奔赴滨海深圳开基立业，兴建家园
新安县历来是“粤省屏藩、全广门户”，为广东的海防重地。
清朝初年，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据守台湾，活跃于东南沿海。清廷为打击抗清势力，实行“坚壁清野”“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的禁海政策，将东南沿海边界线内迁50里、再迁30里。（图① 陈武远/摄）地处滨海的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迁界范围，官兵在沿海建筑炮台哨所，驻兵戍守，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者立斩。这对于新安县和其他沿海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史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地语》中说：“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自康熙六年以来，广东巡抚王来任和两广总督周有德为民请命，上呈《展界复乡疏》,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恩准，康熙八年（1669）复界。但原迁之民死丧过半，归来者甚少，于是清廷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招垦政策，比如，提供种子、耕牛、减免税赋等，鼓励招垦而来的农民复界垦殖。粤闽赣和东江流域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在优惠招垦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奔赴滨海深圳，掀起了恢复生产、开荒垦殖、重建家园的新高潮。
图②
当年来到深圳的客家人，大都是来自今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他们从抬头见山、出门爬山的山地环境，进入到开门见海，涉水驾舟的南海之滨。具有倔强生命力的客家移民，摒弃原“山地客家”重文轻商的传统观念，他们靠山面海，因地制宜，积极从事开垦山地、捕鱼种养、采石、商贸等行业，艰苦奋斗，开基立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起数百座客家大围屋。其中，龙岗镇罗瑞合村的“鹤湖新居”（图②），由来自梅州兴宁的开基祖罗瑞凤兴建，从乾隆年至嘉庆二十二年数十年始建成，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坪山镇大万村“大万世居”（图③），由来自梅州五华县的曾氏族人兴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建成，占地2.5万平方米，与“鹤湖新居”成为双雄并立的客家大屋，堪称200年前深圳的“京基大厦”。2016年3月，由美国某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寻找外祖父》，记录一位拥有四分之一客家血统的非裔女子罗笑娜，历经波折探访，最终回到外祖父的根脉所在——深圳龙岗罗氏祖屋鹤湖新居，并与宗族血亲重逢相认的故事，此片在美国、加拿大、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及中国深圳播放后引起轰动，引发了更多广东远渡外洋的客家后裔寻根认祖的热情。
图③
深圳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规模宏伟的客家围屋，而且把“崇文重教”观念与耕读传统带到深圳，积极兴办教育，从传统私塾到办起“光祖学堂”“振能学校”“广培学校”等新学。同时将梅州的客家山歌也带到了深圳，且具有海上丝绸之路特色。如《今日脚踩新娘间》：“今日脚踩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日新娘新郎Very good，明日转到艾斯湾。”而来到滨海深圳的客家人，将自己家乡梅州大埔县的鲤鱼灯舞，创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头角鱼灯舞，成为深圳首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九龙海战：赖恩爵奋起反击英国侵略，打赢鸦片战争前哨战
图④
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殖民侵略者在新安县水域和珠江口一带频繁活动，蓄谋侵略香港。他们把伶仃洋和尖沙咀洋面作为鸦片走私的基地，大量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危害。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清廷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公开销毁从外国洋行没收来的200多万斤鸦片。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仍坚持抗拒禁烟，寻找机会报复和挑衅。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斯密斯率“路易沙”号等五艘舰船驶入九龙湾挑衅，向大鹏所城（图④）的清军水师营兵船开炮，打死兵丁欧仕乾，挑起九龙海战。（图⑤）
图⑤
时任大鹏营参将的赖恩爵（祖籍广东紫金迁居大鹏的客家人）率战船奋起反击，利用清军兵船小巧便利，又遇到海面雾气阴沉，英军虽船坚炮利，但体格庞大，周转不便。赖恩爵指挥小船靠拢英军，就近开炮，义律乘坐的“路易沙”号主帆被击中，义律只得率船狼狈逃窜。下午5时，义律又调来主力舰“窝拉疑”号及武装船“威廉姆堡”号参战，“炮弹纷集，我兵一面用纱网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6时半，才以英船逃回尖沙咀而结束。九龙海战历时5个小时，中方2名士兵阵亡，2名重伤，4名轻伤，师船稍有破损。英方死伤惨重。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禀报：夷人捞起尸体，就近掩埋着，已有17具，又有渔舟叠见夷人随潮飘荡，捞获夷人帽数顶。另外假扮兵船船主的德忌刺丧命，手腕被炮打断。英军受伤人数不计其数。清军以微小代价重创英军，大获全胜，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林则徐将战事汇报，道光皇帝大悦，随即下旨嘉奖，给赖恩爵赐以“呼尔察图巴图鲁”（勇士）称号，晋升副将（从二品），而后任广东省水师提督，正一品，封振威将军。这次战斗规模虽不大，却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哨战，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大长中国人志气，充分展示了中国官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力量和信念，揭开了中国近代战争史的序幕。
“李朗开放”：在西风东渐中诞生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庄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中国闭关锁国大门，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五大口岸通商、居住、办校、行医、传教。从此西风东渐，大批传教士从沿海向内陆城市扩展，遭到了民众抵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但在客家地区有所例外。1850年,新安县布吉李朗村的村民江觉仁，与一批同村客家人主动接纳基督教巴色差会。在江觉仁的带动与导引下，基督教巴色差会的牧师韩山明、黎力基、韦永福先后顺利进入新安县布吉墟李朗村，并于1885年在当地建起了教堂与学校，李朗村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庄，这比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传教办学还早了三年。
从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提供的图片与资料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客家人，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了西方文明并与之交流融合，又丰富和发展了自身文化。在这一百多年中，巴色差会在华共建有神学院、中小学和医院174所，其中1864年建起的李朗神学院存真学院，就是中国内地第一所用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也是深圳历史上第一间大学，先后培养出江云章、陈乐真、陈明秀等留学人才。一个个穷苦的客家孩子借此从偏僻的乡村出发，走出了围屋，走向了世界。尤其是布吉镇凌氏家族，凌道扬等两代六人都曾在李朗存真学院受到教育，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卓越人才。后来,该校首任院长、法国籍传教士毕安与另一传教士边德志在广东梅州五华县元坑村传教办学时，最早将现代足球传入元坑，造就了梅州成为中国的“足球之乡”。
图⑥
此后，在离李朗不远的浪口村（今龙华大浪），办起了虔贞女校（图⑥），成为当地文化中心。其瑞士籍教师吉惠民，本是瑞士的优等生，长期献身中国的教育工作，终生不渝。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她的两个故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她扯起一面瑞士旗拯救全村村民；二是她历尽艰辛收养浪口双胞胎女弃婴，至今为后人称颂。
